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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各区(市)县出台社区工作目录清单

发布日期:2021-11-24 03:0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www.bm9h8.cn原则上区级部门职责范围的工作由部门自行完成,或购买服务完成,不再下达街道,比如执法类公务、需要专业技术资质的公务;原则上街道办事处职责范畴的公共服务由街道提供,或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,不再下达社区

  今年,市民政局计划在一些区县进行试点,让社区与街道办、区级部门签订协议,由街道办或区级部门付费购买社区的服务,实现“费随事转”

  去年年底之前,成都各个区(市)县均出台了社区工作目录清单,防止区级部门及街道办随意将行政性事务下沉到社区。成都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江维表示,这项目录清单今年起正式执行,清单外的工作若要社区承担,则须付费购买或重新审批。

  成都一共有650多个城市社区,这些社区的人口数量在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。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居委会,按照《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规定,这些居委会属于群众自治性组织。

  然而,在大多数居民眼里,社区居委会更像一个最底层的“小政府”。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,领着政府发的钱,替政府办事,也因此带上了强烈的行政色彩。随着社区职能被放大,过多的行政事务渐渐成为社区无法承受之重。

  2008年,金牛区黄忠街办金沙公园北社区居委会3名干部,因为不满街道办对社区事务的过多干预,集体提出辞职。时任社区书记的龚仁全认为,过多的行政性事务,限制了社区自治活动的开展。

  比如当居民小组正在选举楼栋和单元业主代表时,黄忠街办经济科临时下达任务:对社区内所有企业进行登记。当居委会正在组织社区居民骑游队在清水河公园开展活动时,街办又突然来电:立刻去街口安排执勤人员。

  黄忠街办副书记梅红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当年街道办下达的任务确实过多,但居委会不愿承担街道办下派的事务,要实现完全自治也不现实。

  类似的“冲突”并不少见。2006年,当姚艳洪来到锦江区(微博)双桂街道五福桥社区时,“每年社区对接的下派行政工作至少有100多项,哪儿还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群众需要、倾听群众诉求?”

  这些矛盾,使社区的工作机制走到了不得不改的关头。借鉴乡村的自治模式,历经数十次修改,成都终于出台了《完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机制试点方案》,方案要求发展基层民主,“实现行政化的社区管理向社会化的社区居民自治转变,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”。

  文件出台后,2011年各个区(市)县开始搞试点;去年,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建立被列入各区县工作的考核目标。今年,这个社区工作目录正式执行。

  2012年最后一个周三下午,记者打电话约江维采访时,她正在社区里“暗访”。从两年前开始第一次暗访后,目前江维暗访过的社区已经超过百个,走访的社区更是多达数百。“社区干部只要看见我是一个人来,就会把平常不敢说的话都告诉我。”

  “社区反映意见最大的,就是行政性事务过多。”江维还在其中一个社区发现,税务部门居然把协税、护税的工作也交给了社区。“这太过分了。”江维说,“我们一再重申,执法类公务、需要专业技术资质的公务应该由区级部门自行完成,不能下沉给社区。”

  但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。江维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材料,那是她亲自帮某区民政局写的一封意见书。该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计划将食品安全工作下沉到社区,区级民政部门回函拒绝后,又被压了下来。江维在意见书里重申,社区是自治组织,其依法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是有前提条件的,南街社区开展“弘扬端午文化 体,必须具备主体资格和履职资格,食品安全工作需要有专业技术资质,同时要有执法主体的资格,这两样社区都没有,因此不应进入社区的工作。江维说,“后来我又去社区暗访,这项工作确实没有被下沉到社区。”

  社区工作准入目录,由各个区(市)县自行拟定。成都商报记者在市民政局提供的文件资料上看到,各个区县要求社区承担的行政性事务仍然多达数十项甚至上百项,包括社会稳定、环境卫生、民政福利、人口计生、司法帮扶、文化体育等方方面面。

  江维称,有一个清单与没有一个清单,差别就在于多了“清单之外”的概念。“以前几乎所有工作都可以往下推,现在清单之外的工作,最典型的比如执法类公务,就没有理由再让社区承担了。”

  文件要求,原则上区级部门职责范围的工作由部门自行完成,或购买服务完成,不再下达街道,比如执法类公务、需要专业技术资质的公务;原则上街道办事处职责范畴的公共服务由街道提供,或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,不再下达社区。

  江维透露,今年还将梳理街道办及区级部门的职能清单,分清哪些事情该由区级部门与街道办自行完成,避免社区的工作目录清单成为一个筐,什么都可以往里装。

  此外,通过界定自治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的边界,成都试图把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心转向组织居民进行自助互助服务,提供社区公益服务、福利服务等社区居民自治事务上。

  不过,江维坦言,要真正做到这一步还很困难,目前很多区县的居委会仍无法与社区工作站真正分离。“锦江区率先实行了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,将经济职能从街道剥离出去,为社区自治提供了空间。而其他区县的街道由于承担大量的招商引资工作,仍然将政府公共管理服务的行政性事项不断往下转移。”

  今年,市民政局计划在一些区县进行试点,让社区与街道办、区级部门签订协议,由街道办或区级部门付费购买社区的服务,实现“费随事转”。“这时候社区与政府部门之间就不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,而是建立起两方地位对等的契约关系”,江维说。

  成都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建立,在成都的学者们看来,虽然能够减轻社区工作的负担,但距离真正的社区自治还任重道远。他们对社区自治寄予着更高的期望,比如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韦克难教授,他希望社区最终能够形成居民与政府谈判的议事机制,哪怕要移走一棵小区里的树也要经过居民的同意。

  然而现在,居民就连参加小区的公共事务管理都不太顺利,即便是江维,也对楼下深夜麻将声的困扰而感到无能为力。“一切都要先从解决社区自身的问题开始。”江维说,“这是一个试验场,在这里可以进行居民民主素质的培育、发展与训练。”

  但江维对循序渐进式的改革表现出足够的信心,毕竟进步还是一点一点地在发生。社区居民议事会已经提供了自治的平台,社区公共财政提供了自治的保障,而社区工作准入机制则试图建立起自治的壁垒。今天居民能够民主决定一笔钱用来修停车场还是建活动室,居委会能够对政府下达的不合理事务说不;那么以后,居民就有能力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。

  如今,成都也已渐渐汇集起一批愿意推动基层民主自治的官员、学者以及社区干部。“一些区县和街道的负责人开始支持我们的工作了”,江维说,“这是经过好几年才慢慢达成的共识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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